魏晉葯酒

⑴ 魏晉清談之風

自建安時起，這個時期的代表，是曹家父子和建安七子。燕趙自古多戰，其時距先秦不久，所以建安人的詩歌文章中，多有慷慨悲歌的味道，清朗峻立。曹操崇尚「通脫」，南征時大敵當前，尚且酈酒臨江，橫朔而歌，更借酒勁殺了指出其音律錯誤的人，行事是很通脫的，詩文則有帝王之氣。後來天下初定，經濟漸豐，他的兒子曹丕和曹植的詩中，用詞就華麗起來。其中曹植是酗酒的，「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姿歡謔」。他飲酒的風采，連李白也不勝仰慕。這個時期的文風，概括起來是清峻、通脫、壯大、華麗。

到魏末時，司馬當權，出了竹林七賢。這七人個個好酒，為人為文也很有些酒味，得了通脫之道。阮籍醉酒後，有客來訪，進到內堂見他衣衫不整，他卻反問人家道：我以天為被，以地為席，你鑽到我褲子里來趕什麼。嵇康就更甚，寫文章否定當時的道德觀念，連「天」都一起罵了。竹林七賢雖然沒有第一流的文字流傳，卻開了隱士之風。自此以降，中國文人多隱者。七賢中也有不隱的，阮、嵇便與他斷交了。

以上講的都是飲酒的一派，另外還有些服葯的。他們服的是一種叫「五石散」的葯，據魯迅先生的研究，服「五石散」大致和抽鴉片差不多。吃完以後，人便要瘋瘋顛顛，半痴半狂。服葯的人，文章做得怎樣，我就不得而之了。如今也有吸毒的，算是魏晉遺風的一種。

晉朝相對安定，生活富足，文藝上很有些成就。那時候的士人衣著上寬袍大袖，聚會時飲酒行文，高談闊論，不善「清談」之道者要被恥笑。總的說來，都是非常注重精神上的感受的。陶淵明先生連飯都吃不飽了，到東蘺下蔡採菊，還悠然地見到了南山。在後人看來，以上種種是頗有些仙氣的，所以魏晉遺風，精髓在一個「隱」字。學文的人，說起隱士風范，大抵頗為神往，至今日服葯的還有，飲酒的多，清談的就更多。但我以為只懂飲酒服葯，作不出好文章，清談變為空談的，就不免有些可笑了。

⑵ 鴻茅葯酒真的有效嗎

魏晉時期煉丹成風，有錢的士大夫階層都熱衷煉丹，服食丹葯，想要長生不老，卻都早早死翹翹了！中醫一個感冒還分風寒感冒和濕熱感冒呢，一個葯酒能包治百病，簡直是放屁！

⑶ 魏晉玄學對文人思維方式的影響

玄學家們崇尚老莊，而老莊哲學中的出世思想，憂生、貴生意識就對士人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具體有以下幾方面：
（一）隱逸精神
「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魏晉南北朝隱士之多，隱逸文化之盛行，卻實為歷代之冠」。[4]在魏晉那個動亂的時代，正統思想瀕危，政治極端黑暗，文人失去了政治依靠，於是選擇了隱居。他們放浪形骸，寄意山水，喜好飲酒，不事政務，常穿行於山林之間，逃避現實，遠離政治，雅集於幽靜偏僻之處，探玄究理，乃至高蹈隱逸。隱逸避世的行為也可以說是魏晉士人的一種精神寄託。仕途險惡，理想無法實現，於是選擇了托跡自保。而「這樣一種選擇傳達給世人的， 是輕蔑名利、遵乎達生的人格精神。」[5]為世人所稱道，成為魏晉風度的一個顯著標志。
（二）生死觀
魏晉兩百年，戰亂頻繁，時局動盪，文人朝不保夕，於是生死存亡成為當時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論及「魏晉風度」中談到：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 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 從建安直到晉宋， 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 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中彌漫開來， 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6]論及生死，魏晉文人的生死觀形態不一，這是由文人的性格、思想以及閱歷的不同決定的。面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文人們有的沉湎於葯酒，求仙問道，追求長生以求解脫，有的失望今生，寄託來生。「但是魏晉文人無論執著於此生還是超脫了生死， 其內在實質皆是對生命存在意義的探詢與對生命永恆境界的嚮往。」[7]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敬仰的，因為在這個時代才有了對自我存在及個體生命珍重意識的覺醒。
（三）遊仙思想
在我國古代文學中，人們對於神仙世界的嚮往和描寫從未斷絕過。先秦《楚辭》中的《離騷》、《遠游》就有遊仙內容的描寫，尤其是屈原對於幻想中的神仙世界的描寫對後人的影響更大。魏晉時期，受老莊學說及佛教禪理的影響，遊仙思想在士人間蔓延開來。遊仙思想與其生死觀有著緊密的聯系。士人經歷了戰亂、飢饉、瘟疫等，感到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於是就更加嚮往長生不老的神仙世界。再者此期政治上的黑暗，統治者的殘酷，使得士人的激憤無處釋放，身心無法安穩。只得把情感投注於理想的世界，幻想仙界的美好，以此擺脫心靈的苦悶。士人們大量創作遊仙詩其實就是為了使自己內心的情感思想得以寄託！

⑷ 魏晉時的人為什麼穿寬袍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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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葯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葯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服葯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葯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系，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葯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葯，穿的衣服都寬大，於是不吃葯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葯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系》）。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干凈土，於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葯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世說新語》記：「王孝伯雲：『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大佛雲：『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後嗜睡，可以拒客絕交遊，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⑸ 從魏晉服飾看人物品藻

魏晉服飾與魏晉風度

摘 要：魏晉風度是文化史上的一個專有名詞。魏晉名士是魏晉風度的典型代表。魏晉風度也體現在魏晉的服飾文化中。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總有獨特的風格，它有別於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只是其區別程度有所不同。服飾作為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滲透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無處不在。服飾沒有溫度，但有冷暖之分，能夠呼吸，能夠表達，從而使人們感知它的發展、變化以及與眾不同。莎士比亞有句名言「如果我們沉默不語，我們的衣裳與體態也會泄漏我們的經歷。」從這個角度講，服飾是見證者，見證著時代的變遷和人們自身的變化，無論是貧窮或者富貴，無論是古典或者現代，無論是傳統或者另類，在這里服飾已經成了一種無聲的物體語言。 服飾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究竟與中國文化是一個什麼關系呢？中國服飾的魅力不僅體現在款式、材料和花紋本身，它體現出一個民族的文化觀和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 魏晉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政治動盪、戰爭頻繁和民族大遷徙的時期，這就促使各民族在生產技術、文化思想以至生活習俗、衣冠服飾等方面相互融合。在魏晉這個兵荒馬亂、災連禍結的時代，人們追求遠離政治、自在逍遙，從表象看，十分的頹廢、消極，而實際上卻蘊含著對人生、命運的強烈追求，是人格的覺醒：「魏晉人生觀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嚮往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為之遠之絕對，而遺資生之相對。從哲理上說，所在意欲探求玄遠之世界，脫離塵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奧妙。」 魏晉風度是文化史上一個專有名詞。魏晉人提出的「言不盡意」、「氣韻生動」、「以形寫神」的美學原則，長久地影響了中國藝術，「風度」在魏晉時用來品評人物的詞語，它僅僅是個人文化素質與精神狀態在言談與儀表上的反映，同時也集中體現在人生觀和世界觀上。魏晉時代的人物是很另類的，他們在動亂的世事下創造著一個又一個光輝的業績，且個性十足，瀟灑自然，他們用行動率真地表現著自己的情緒與思想。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等人，都是魏晉風度的典型代表。 魏晉風度表現在當時的服飾文化中，特點是穿寬大的衣服、跟高齒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體形，望若神仙。男子多穿著衣襟開敞，衣袖寬大的袍衫，袒胸露懷，頭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輕松自然、隨意的感覺，如名噪一時的「竹林七賢」。 一、從魏晉名士的著裝看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來自魏晉名士，沒有魏晉名士，也就沒有魏晉風度。魏晉的名士們，或放浪形骸，或沉湎葯酒，或侃侃而談，視禮教功名如糞土。進步失矩的士大夫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有一種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的言談舉止。魏晉士人嚮往的是一種自由生命，「神」、「韻」、「氣」、「風」這樣的追求，其核心是人對自我的尊重、人的自我覺醒。劉伶相貌醜陋、神情憔悴，行為懶散，放盪飄忽，把身體視作泥土草木一般，不加修飾；瘦子嵩長不足七尺，腰帶卻有十圍長，頹然自放；阮仲容見鄰院晾曬綾羅綢緞，闊衣大袖，自己使用竹竿掛起一件牘鼻裨（大褲頭）高懸院中以盡嘲諷之意；王羲之袒腹露臍躺在門口東床迎接選婿者，又恰恰被選中；裴楷穿著粗衣，頭發蓬亂的風貌被視為「玉人」……這些彼時彼地人物容貌儀態和服飾行為是一種自覺的追求，是一種有文化背景與依託的服飾反叛行為，與豁達飄逸，不食人間煙火的浪漫瀟灑形象達到了完美的和諧。「蓬發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是魏晉士人服飾風格的最佳寫照。這種著裝行為也是統一在那個時代的服飾風格之中，它與服飾形象共同構成魏晉文化的審美風格。 1、以衣裳博大為美，即所謂褒衣博帶。《晉書·五行志》載：「晉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仿，輿台成俗。」《顏氏家洲》等書中也記錄下那時世人均好褒衣博帶、大冠高履或小冠高齒屐等服飾形象。 2、以衣冠不修為美。《抱朴子·刺驕篇》稱：「世人聞叔鸞與阮嗣宗，傲俗自放……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腳於稠眾。」《晉記》載：「謝鯤與王澄之徒，摹竹林諸人，散著披發，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搜神記》寫道：「晉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散發裸身之飲。」散發，箕坐，是直接違背儒家禮教的，魏晉士人故意為之，以示不拘禮法，傲俗自放。解衣當風，常被後代文人奉為灑脫之舉，特別是未入仕途或失意文人正是藉助於魏晉士人的服飾觀，表現出對倜儻風流的追求。 二、從詩、畫中的魏晉著裝看魏晉風度 服飾是一種文化的載體，探究中國服飾的這種藝術風格，就會看到服飾中所體現出來的更多的是中國人的思想，是特定歷史時期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反過來中國人在每一歷史時期的文化心理，又影響了中國服飾的風格。 魏晉婦女則襦衣長裙，大袖翩翩，飾帶層層疊疊，當風飄逸，表現出優雅和搖曳的風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筆下的洛神的形象。洛神之風，是中國人的風采。她不僅使人產生若即若離，可望而不可及的虛幻般的美感，同時使人意識到，她的美是憑借了服飾的魔力，從而互為補充，終趨完善的。「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絕非一般俗艷女色可比，而且「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 曳霧綃之輕裾。」不用回眸已生百媚，這就是中國服飾之妙處所在。中國服飾重垂、飄、飛的風格。婦女大多數服裝的材料用絲織品，絲的柔軟、絲的輕盈，再加上傳統服裝重在寫意的肥碩寬大，使服裝上端在肩或在腰，其垂下的部分則自然形成垂直的褶皺。這種渾然天成的褶皺，無風時像一泓秋水般明凈清澈，如山溪陡然直瀉，遇風則迅即飄舞舒展開來，其變幻出的曲折交叉或順向逆轉的美妙的線條，構成了無聲的樂曲，有聲的詩篇。 東晉大畫家顧愷之的傳世之作《女史箴圖》、《洛神賦圖》及《列女傳仁智圖卷》等，描繪了無數個人物形象，其衣服的處理頗具飄逸感。繪畫界評論他的筆法時，用詞很美，什麼春蠶吐絲，春雲浮空，行雲流水，皆出自然雲雲，在「十八描」中被歸為「高古游絲描。」僅從繪畫術語看就可以想像到顧愷之描繪的衣服是飄灑的，在他的畫作中無論神仙還是宮延女官，其服飾形象都是處在神天飄渺的氛圍之中，看顧愷之《列女傳仁智圖卷》中所描繪的女性雜裾垂髾服，深衣下擺裁成的多層尖角狀雜裾和腰帶間飄出的宛如旗幟上的垂髾一樣的輕盈裝飾，實在充滿著浪漫氣息。這也是魏晉風度的應有之意。 東晉末年棄官隱居的陶淵明，就曾在其代表作《歸去來兮辭》中寫出那逃出宦海，奔往田園時的輕快心情，「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明代大畫家陳洪綬曾作《歸去來圖》，其中重點刻畫了衣紋，畫家試圖以衣服的飄逸來表現陶淵明的即時心境。 中國畫家筆墨為我們留下當年的衣服飄逸之感是難能可貴的，它不僅使我們了解到古人絲衣的奇妙效果，同時也使我們領略到中國畫家的偉大。再有不能忽視的一點，就是那些將衣褶描繪得極妙的畫作與中國絲綢衣出於同一個國家，而且基於同一個時代，也就是說處於同步狀態。藝術是互通的，中國絲衣與中國畫攜手營造了妙不可言的藝術意境。 三、從史實中的魏晉著裝看魏晉風度 魏晉一般士人的正式服飾，仍舊沿襲秦漢舊制，這一時期，漢族男子的主要服裝是長衫，直到南北朝時，這種衫仍為各階層男子所愛。衫與袍的區別在於袍有祛，而衫為寬大的敞袖。袍一般有里，如夾袍、棉袍，而衫有單、夾二式，質料有紗絹、布等，顏色多喜用白，喜慶婚禮也可穿白袍，《東宮舊事》記載：「太子納妃，有白轂、白紗、白絹衫、並紫結纓。」看來，白衫不僅用作常服，也可以權當禮服。由於不受衣祛限制，魏晉的服裝日趨寬博。《晉書·五行志》雲：「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仿，輿台成俗。」《宋書·周郎傳》記述，「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裾之長，可分為二。」一時，上至王公名士，下及黎民百姓，均以寬衣大袖為尚，只是耕於田間或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仍為短衣長褲，下纏裹腿，那是勞動需要。褒衣博帶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風格，其中當然以文人雅士最為喜好並穿出特色。除大袖衫以外，男子也著袍、襦、褲裙等。《周書·長孫儉傳》記載：「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當時的裙子也較寬廣，下長曳地，可穿衫內，也可穿於衫袍之外，腰間以絲綢寬頻系扎。 魏晉時期的男子首服，款式漸多，而且特別注重首服與主服、足服的配套穿著方式。當年，男子首服有各種巾、冠、帽等。如漢代盛行的幅巾，更加普遍地流行士庶之間。而綸巾，原力幅巾中的一種，傳說為「諸葛巾」，諸葛亮「羽扇綸巾」指揮三軍。小冠，前低後高，中空如橋，因形小而得名，不分等級皆可戴用。高冠是繼小冠流行之後興起，常配寬衣大袖戴用。漆紗籠冠，是集巾，冠之長而形成的一種首服，在魏晉時期最為流行，顧愷之《洛神賦圖》中人物有多位頭戴漆紗籠冠。 這一時期男子的足服，除採用前代絲履之外，特別盛行木屐。《顏氏家訓》講：「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唐代詩人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詩中有，「腳著謝公屐」句，即源於此意。據《晉書·五行志》載，木屐最初流行時男女有別，男式為方頭，女士為圓頭，至西晉元康時就一律改為方頭，男女一致了。 魏晉時期婦女服飾多承漢制。一般婦女日常所服，主要為衫、襖、襦、裙、深衣等。具體款式除大襟外還有對襟，這顯然是受到北方民族服飾的影響。領與袖施彩綉，腰間系一圍裳或抱腰，也稱腰條，外束絲帶。婦女服式風格，有窄瘦與寬博之別，如南梁庾肩吾《南苑還看人》詩雲：「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挾鬢。」是在詠其窄式衣裝之美。梁簡文帝《小垂手》詩「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則是詠寬衣的瀟灑與標致的。男子早已不穿的深衣在婦女中仍流行，且有發展，主要變化在下擺部位。人們通常將下擺裁製成數個三角形，上寬下尖，層層相疊，因形似旗而名之曰「髾」，走起路來，隨風飄起，如燕子輕舞，煞是迷人，因而具有「華帶飛髾」的魏晉風度。 婦女的足服分絲、錦、皮、麻等質料，通常是鞋面上綉花，然後再嵌珠描色。 其鞋頭樣式，有鳳頭、聚雲、五朵、重台、笏頭、鳩頭等。中國的鞋頭非常有特色，它露於衫裙之外，既可免前襟擋腳，又可作為裝飾，真可謂聰明之舉，當時不分男女都是這樣。 北方民族，泛指五胡之地的少數民族。由於以游牧，狩獵為生，因而服式便於騎射，其中最典型的服裝為褲褶與裲襠，隨胡人入居中原，對漢族服裝產生強烈的影響，其式樣獨特，變化巧妙至今仍可借鑒。褲褶，是一種上衣下褲的服式，亦稱「褲褶服」。褲即為「胯也，兩股各胯別也，以區別於兩腿穿於一處的裙和袍。褶，一日在衽之袍也。」其股式如漢族長襖，對襟或左衽，不同於漢族習慣的右衽，腰間系革帶，方便利落，且具粗獷之氣。這種服式很快被漢族軍隊所採用，並廣泛流行於民間，男女均穿著，可作日常服用，裲襠：《釋名·釋衣服》稱：「裲襠，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古代遺物中裲襠的形式為無領無袖，為前後兩片，腋下與肩上以絆扣之，男女均可穿。裲襠多為夾服，以絲綢為之或納入棉絮，後運用於軍服之中，制裲襠鎧，改為鐵皮甲葉，套於襯袍之外。 小結 就中國服飾演變史來說，這一階段最有代表性的是文人階層興起了褒衣博帶之勢，飄忽欲仙之感，而這些正出自於政治混亂之時，文人意欲進賢，可是又怯於宦海沉浮，不得已只得自我超脫，除沉迷於飲酒、奏樂、吞丹、談玄之外，便在服式上尋求發泄，以傲世榮，故而寬衣大袖，袒胸露臂。 就中國服飾演變和中國民族發展史的兩方面來看，魏晉時期，它處於國際交流空前擴大規模的大文化背景下，在消極的政治形勢中結出了積極的互進的交會果實，既對中華民族的向前推進和更加一體化作出了貢獻，同時又形成了一些對中國人影響深遠的服飾。它宛如一個屢遭摧殘的枝莖，綻放出絢麗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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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俗套的陰謀，但卻管用。
木地板下是隱約的水聲，空氣中流動的是涼爽的輕風，朝南的窗戶都關著，還有綉了花的綺簾，把熱源都擋在外面，在這樣陰涼的水榭，阿桃卻覺越來越燥熱。
那股燥熱起自胸肋下，像被毒蚊子叮了一口，奇癢無比。
外面的腳步聲更近了，不知喝了多少酒，深一腳淺一腳的，好像在門口絆了下，之後便沒了聲息，過了一會兒，有低低的自嘲聲，隔著屏風和綠色的紗簾飄進來，「這葯酒，真是不能小看。」
阿桃這時就想，拜託你就醉倒在門口。
王尚自是不知內間有人，這水榭是呂二郎的逍遙之地，在此處縱酒服丹，形骸放浪，內院的人都避著，二郎不在家，除了他時常光臨，也不會有別人來，如今醉了，與平時脫形，自是要來此地。
只見他醉熏熏的，毫無形象的倚靠在深紅色的門柱上喘氣，過了一會兒，勉強站直了身體，視線往屋內一掃，踉蹌著挪到最近的軟塌，呈大字形躺倒，舒服的哼了一聲，沉沉睡去。
阿桃支著耳朵，聽著那響亮的……

⑺ 文言文 酒以成禮 翻譯。

鍾毓兄弟小時候在父親午睡時，趁機一起偷葯酒喝。他們的父親當時已發覺，暫且故意裝睡，看他們怎麼樣。鍾毓行禮後才喝酒，鍾會只喝酒不行禮。隨後父親問鍾毓為什麼要行禮，鍾毓回答說：「酒是用來完成禮儀的，不敢不行禮。」又問鍾會為什麼不行禮，鍾會說：「偷，本來就是非禮的行為，所以用不著行禮。」

原文：

鍾毓(yù)、鍾會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葯酒。其父時覺，且托寐（mèi）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7)魏晉葯酒擴展閱讀：

作者簡介：

劉義慶，字季伯，南朝宋政權文學家。《宋書》本傳說他「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學，廣招四方文學之士，聚於門下。劉宋宗室，襲封臨川王贈任荊州刺史等官職，在政8年，政績頗佳。後任江州刺史，到任一年。

因同情貶官王義康而觸怒文帝，責調回京，改任南京州刺史、都督和開府儀同三司。不久，以病告退，公元444年（元嘉21年）死於建康（今南京）。劉義慶自幼才華出眾，愛好文學。除《世說新語》外，還著有志怪小說《幽明錄》。

創作背景：

《世說新語》的編纂成書固然與劉宋家族對魏晉風流的喜好和社會各層人士對魏晉風流的追慕有關，然而劉義慶之所以對魏晉士人情有獨鍾化大氣力與其門客共襄盛舉還有他個人身世的內在原因。

劉義慶是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襲封臨川王，劉裕對其恩遇有加。公元424年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剛登基便先後殺了徐羨之、傅亮、謝晦等擁立功臣。宋文帝性情猜忌狠辣，因為擔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弒的悲劇，嚴格控制並殺戮了大量功臣和宗室成員，這其中就包括名將檀道濟。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義慶不得不加倍小心謹慎，以免遭禍。本傳言「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這實際上是劉義慶借故離開京城，遠離是非之地。盡管文帝下詔勸解寬慰但架不住劉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

劉義慶終於得以外鎮為荊州刺史。外鎮後的劉義慶仍然如同驚弓之鳥，心有餘悸。他處在宋文帝劉義隆對於宗室諸王懷疑猜忌的統治之下為了全身遠禍，於是招聚文學之士寄情文史編輯了《世說新語》這樣一部清談之書。

⑻ 魏晉吃葯是吃的什麼葯

葯，是指金石之葯，一般為名士所喜。
私認為，魏晉之葯，應該頗多。
五石散，是最常見的一種，或者，便是某類葯的通稱。
五石之名，實因魯迅先生那篇談魏晉風度與葯酒關系之宏文也。

⑼ 餐食融合——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交融產生的影響，怎麼說

除此之外，更是出現了蔬菜的腌制方法，不僅使蔬菜口感增添，也延長了蔬菜的保存時間，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質量。

在那時，也出現了許多炮製肉類的方法，這些都是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後，所帶來的新改變。

從各類典籍記載來看，魏晉之士多重保健，因此也出現了把葯材和酒結合的養生葯酒，和各類粟米豆類製成的葯膳。中華養生之道，也在那時慢慢誕生，逐漸發展起來。

民族融合的背景，給予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別朝其為不同的特色，這些特色表現在生活習俗等方方面面，給後人無限的暢想。

而餐食的改變，也體現了民族大融合後的影響，成為了魏晉南北朝特有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