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药酒

⑴ 魏晋清谈之风

自建安时起，这个时期的代表，是曹家父子和建安七子。燕赵自古多战，其时距先秦不久，所以建安人的诗歌文章中，多有慷慨悲歌的味道，清朗峻立。曹操崇尚“通脱”，南征时大敌当前，尚且郦酒临江，横朔而歌，更借酒劲杀了指出其音律错误的人，行事是很通脱的，诗文则有帝王之气。后来天下初定，经济渐丰，他的儿子曹丕和曹植的诗中，用词就华丽起来。其中曹植是酗酒的，“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姿欢谑”。他饮酒的风采，连李白也不胜仰慕。这个时期的文风，概括起来是清峻、通脱、壮大、华丽。

到魏末时，司马当权，出了竹林七贤。这七人个个好酒，为人为文也很有些酒味，得了通脱之道。阮籍醉酒后，有客来访，进到内堂见他衣衫不整，他却反问人家道：我以天为被，以地为席，你钻到我裤子里来赶什么。嵇康就更甚，写文章否定当时的道德观念，连“天”都一起骂了。竹林七贤虽然没有第一流的文字流传，却开了隐士之风。自此以降，中国文人多隐者。七贤中也有不隐的，阮、嵇便与他断交了。

以上讲的都是饮酒的一派，另外还有些服药的。他们服的是一种叫“五石散”的药，据鲁迅先生的研究，服“五石散”大致和抽鸦片差不多。吃完以后，人便要疯疯颠颠，半痴半狂。服药的人，文章做得怎样，我就不得而之了。如今也有吸毒的，算是魏晋遗风的一种。

晋朝相对安定，生活富足，文艺上很有些成就。那时候的士人衣着上宽袍大袖，聚会时饮酒行文，高谈阔论，不善“清谈”之道者要被耻笑。总的说来，都是非常注重精神上的感受的。陶渊明先生连饭都吃不饱了，到东蓠下蔡采菊，还悠然地见到了南山。在后人看来，以上种种是颇有些仙气的，所以魏晋遗风，精髓在一个“隐”字。学文的人，说起隐士风范，大抵颇为神往，至今日服药的还有，饮酒的多，清谈的就更多。但我以为只懂饮酒服药，作不出好文章，清谈变为空谈的，就不免有些可笑了。

⑵ 鸿茅药酒真的有效吗

魏晋时期炼丹成风，有钱的士大夫阶层都热衷炼丹，服食丹药，想要长生不老，却都早早死翘翘了！中医一个感冒还分风寒感冒和湿热感冒呢，一个药酒能包治百病，简直是放屁！

⑶ 魏晋玄学对文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玄学家们崇尚老庄，而老庄哲学中的出世思想，忧生、贵生意识就对士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隐逸精神
“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魏晋南北朝隐士之多，隐逸文化之盛行，却实为历代之冠”。[4]在魏晋那个动乱的时代，正统思想濒危，政治极端黑暗，文人失去了政治依靠，于是选择了隐居。他们放浪形骸，寄意山水，喜好饮酒，不事政务，常穿行于山林之间，逃避现实，远离政治，雅集于幽静偏僻之处，探玄究理，乃至高蹈隐逸。隐逸避世的行为也可以说是魏晋士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仕途险恶，理想无法实现，于是选择了托迹自保。而“这样一种选择传达给世人的， 是轻蔑名利、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5]为世人所称道，成为魏晋风度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死观
魏晋两百年，战乱频繁，时局动荡，文人朝不保夕，于是生死存亡成为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论及“魏晋风度”中谈到：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 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 从建安直到晋宋， 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 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中弥漫开来， 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6]论及生死，魏晋文人的生死观形态不一，这是由文人的性格、思想以及阅历的不同决定的。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文人们有的沉湎于药酒，求仙问道，追求长生以求解脱，有的失望今生，寄托来生。“但是魏晋文人无论执著于此生还是超脱了生死， 其内在实质皆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询与对生命永恒境界的向往。”[7]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因为在这个时代才有了对自我存在及个体生命珍重意识的觉醒。
（三）游仙思想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人们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和描写从未断绝过。先秦《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就有游仙内容的描写，尤其是屈原对于幻想中的神仙世界的描写对后人的影响更大。魏晋时期，受老庄学说及佛教禅理的影响，游仙思想在士人间蔓延开来。游仙思想与其生死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士人经历了战乱、饥馑、瘟疫等，感到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于是就更加向往长生不老的神仙世界。再者此期政治上的黑暗，统治者的残酷，使得士人的激愤无处释放，身心无法安稳。只得把情感投注于理想的世界，幻想仙界的美好，以此摆脱心灵的苦闷。士人们大量创作游仙诗其实就是为了使自己内心的情感思想得以寄托！

⑷ 魏晋时的人为什么穿宽袍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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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⑸ 从魏晋服饰看人物品藻

魏晋服饰与魏晋风度

摘 要：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魏晋名士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魏晋风度也体现在魏晋的服饰文化中。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有独特的风格，它有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只是其区别程度有所不同。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服饰没有温度，但有冷暖之分，能够呼吸，能够表达，从而使人们感知它的发展、变化以及与众不同。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漏我们的经历。”从这个角度讲，服饰是见证者，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自身的变化，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贵，无论是古典或者现代，无论是传统或者另类，在这里服饰已经成了一种无声的物体语言。 服饰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究竟与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中国服饰的魅力不仅体现在款式、材料和花纹本身，它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和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战争频繁和民族大迁徙的时期，这就促使各民族在生产技术、文化思想以至生活习俗、衣冠服饰等方面相互融合。在魏晋这个兵荒马乱、灾连祸结的时代，人们追求远离政治、自在逍遥，从表象看，十分的颓废、消极，而实际上却蕴含着对人生、命运的强烈追求，是人格的觉醒：“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之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妙。”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魏晋人提出的“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长久地影响了中国艺术，“风度”在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它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映，同时也集中体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魏晋时代的人物是很另类的，他们在动乱的世事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光辉的业绩，且个性十足，潇洒自然，他们用行动率真地表现着自己的情绪与思想。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都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魏晋风度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特点是穿宽大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体形，望若神仙。男子多穿着衣襟开敞，衣袖宽大的袍衫，袒胸露怀，头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如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 一、从魏晋名士的着装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来自魏晋名士，没有魏晋名士，也就没有魏晋风度。魏晋的名士们，或放浪形骸，或沉湎药酒，或侃侃而谈，视礼教功名如粪土。进步失矩的士大夫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魏晋士人向往的是一种自由生命，“神”、“韵”、“气”、“风”这样的追求，其核心是人对自我的尊重、人的自我觉醒。刘伶相貌丑陋、神情憔悴，行为懒散，放荡飘忽，把身体视作泥土草木一般，不加修饰；瘦子嵩长不足七尺，腰带却有十围长，颓然自放；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阔衣大袖，自己使用竹竿挂起一件牍鼻裨（大裤头）高悬院中以尽嘲讽之意；王羲之袒腹露脐躺在门口东床迎接选婿者，又恰恰被选中；裴楷穿着粗衣，头发蓬乱的风貌被视为“玉人”……这些彼时彼地人物容貌仪态和服饰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是一种有文化背景与依托的服饰反叛行为，与豁达飘逸，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潇洒形象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是魏晋士人服饰风格的最佳写照。这种着装行为也是统一在那个时代的服饰风格之中，它与服饰形象共同构成魏晋文化的审美风格。 1、以衣裳博大为美，即所谓褒衣博带。《晋书·五行志》载：“晋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颜氏家洲》等书中也记录下那时世人均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或小冠高齿屐等服饰形象。 2、以衣冠不修为美。《抱朴子·刺骄篇》称：“世人闻叔鸾与阮嗣宗，傲俗自放……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晋记》载：“谢鲲与王澄之徒，摹竹林诸人，散着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搜神记》写道：“晋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散发，箕坐，是直接违背儒家礼教的，魏晋士人故意为之，以示不拘礼法，傲俗自放。解衣当风，常被后代文人奉为洒脱之举，特别是未入仕途或失意文人正是借助于魏晋士人的服饰观，表现出对倜傥风流的追求。 二、从诗、画中的魏晋着装看魏晋风度 服饰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探究中国服饰的这种艺术风格，就会看到服饰中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反过来中国人在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心理，又影响了中国服饰的风格。 魏晋妇女则襦衣长裙，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当风飘逸，表现出优雅和摇曳的风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洛神之风，是中国人的风采。她不仅使人产生若即若离，可望而不可及的虚幻般的美感，同时使人意识到，她的美是凭借了服饰的魔力，从而互为补充，终趋完善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绝非一般俗艳女色可比，而且“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 曳雾绡之轻裾。”不用回眸已生百媚，这就是中国服饰之妙处所在。中国服饰重垂、飘、飞的风格。妇女大多数服装的材料用丝织品，丝的柔软、丝的轻盈，再加上传统服装重在写意的肥硕宽大，使服装上端在肩或在腰，其垂下的部分则自然形成垂直的褶皱。这种浑然天成的褶皱，无风时像一泓秋水般明净清澈，如山溪陡然直泻，遇风则迅即飘舞舒展开来，其变幻出的曲折交叉或顺向逆转的美妙的线条，构成了无声的乐曲，有声的诗篇。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传世之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及《列女传仁智图卷》等，描绘了无数个人物形象，其衣服的处理颇具飘逸感。绘画界评论他的笔法时，用词很美，什么春蚕吐丝，春云浮空，行云流水，皆出自然云云，在“十八描”中被归为“高古游丝描。”仅从绘画术语看就可以想象到顾恺之描绘的衣服是飘洒的，在他的画作中无论神仙还是宫延女官，其服饰形象都是处在神天飘渺的氛围之中，看顾恺之《列女传仁智图卷》中所描绘的女性杂裾垂髾服，深衣下摆裁成的多层尖角状杂裾和腰带间飘出的宛如旗帜上的垂髾一样的轻盈装饰，实在充满着浪漫气息。这也是魏晋风度的应有之意。 东晋末年弃官隐居的陶渊明，就曾在其代表作《归去来兮辞》中写出那逃出宦海，奔往田园时的轻快心情，“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明代大画家陈洪绶曾作《归去来图》，其中重点刻画了衣纹，画家试图以衣服的飘逸来表现陶渊明的即时心境。 中国画家笔墨为我们留下当年的衣服飘逸之感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古人丝衣的奇妙效果，同时也使我们领略到中国画家的伟大。再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那些将衣褶描绘得极妙的画作与中国丝绸衣出于同一个国家，而且基于同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处于同步状态。艺术是互通的，中国丝衣与中国画携手营造了妙不可言的艺术意境。 三、从史实中的魏晋着装看魏晋风度 魏晋一般士人的正式服饰，仍旧沿袭秦汉旧制，这一时期，汉族男子的主要服装是长衫，直到南北朝时，这种衫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衫与袍的区别在于袍有祛，而衫为宽大的敞袖。袍一般有里，如夹袍、棉袍，而衫有单、夹二式，质料有纱绢、布等，颜色多喜用白，喜庆婚礼也可穿白袍，《东宫旧事》记载：“太子纳妃，有白毂、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看来，白衫不仅用作常服，也可以权当礼服。由于不受衣祛限制，魏晋的服装日趋宽博。《晋书·五行志》云：“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宋书·周郎传》记述，“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一时，上至王公名士，下及黎民百姓，均以宽衣大袖为尚，只是耕于田间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仍为短衣长裤，下缠裹腿，那是劳动需要。褒衣博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风格，其中当然以文人雅士最为喜好并穿出特色。除大袖衫以外，男子也着袍、襦、裤裙等。《周书·长孙俭传》记载：“日晚，俭乃著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当时的裙子也较宽广，下长曳地，可穿衫内，也可穿于衫袍之外，腰间以丝绸宽带系扎。 魏晋时期的男子首服，款式渐多，而且特别注重首服与主服、足服的配套穿着方式。当年，男子首服有各种巾、冠、帽等。如汉代盛行的幅巾，更加普遍地流行士庶之间。而纶巾，原力幅巾中的一种，传说为“诸葛巾”，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小冠，前低后高，中空如桥，因形小而得名，不分等级皆可戴用。高冠是继小冠流行之后兴起，常配宽衣大袖戴用。漆纱笼冠，是集巾，冠之长而形成的一种首服，在魏晋时期最为流行，顾恺之《洛神赋图》中人物有多位头戴漆纱笼冠。 这一时期男子的足服，除采用前代丝履之外，特别盛行木屐。《颜氏家训》讲：“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唐代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脚著谢公屐”句，即源于此意。据《晋书·五行志》载，木屐最初流行时男女有别，男式为方头，女士为圆头，至西晋元康时就一律改为方头，男女一致了。 魏晋时期妇女服饰多承汉制。一般妇女日常所服，主要为衫、袄、襦、裙、深衣等。具体款式除大襟外还有对襟，这显然是受到北方民族服饰的影响。领与袖施彩绣，腰间系一围裳或抱腰，也称腰条，外束丝带。妇女服式风格，有窄瘦与宽博之别，如南梁庾肩吾《南苑还看人》诗云：“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鬓。”是在咏其窄式衣装之美。梁简文帝《小垂手》诗“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则是咏宽衣的潇洒与标致的。男子早已不穿的深衣在妇女中仍流行，且有发展，主要变化在下摆部位。人们通常将下摆裁制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因形似旗而名之曰“髾”，走起路来，随风飘起，如燕子轻舞，煞是迷人，因而具有“华带飞髾”的魏晋风度。 妇女的足服分丝、锦、皮、麻等质料，通常是鞋面上绣花，然后再嵌珠描色。 其鞋头样式，有凤头、聚云、五朵、重台、笏头、鸠头等。中国的鞋头非常有特色，它露于衫裙之外，既可免前襟挡脚，又可作为装饰，真可谓聪明之举，当时不分男女都是这样。 北方民族，泛指五胡之地的少数民族。由于以游牧，狩猎为生，因而服式便于骑射，其中最典型的服装为裤褶与裲裆，随胡人入居中原，对汉族服装产生强烈的影响，其式样独特，变化巧妙至今仍可借鉴。裤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亦称“裤褶服”。裤即为“胯也，两股各胯别也，以区别于两腿穿于一处的裙和袍。褶，一日在衽之袍也。”其股式如汉族长袄，对襟或左衽，不同于汉族习惯的右衽，腰间系革带，方便利落，且具粗犷之气。这种服式很快被汉族军队所采用，并广泛流行于民间，男女均穿着，可作日常服用，裲裆：《释名·释衣服》称：“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古代遗物中裲裆的形式为无领无袖，为前后两片，腋下与肩上以绊扣之，男女均可穿。裲裆多为夹服，以丝绸为之或纳入棉絮，后运用于军服之中，制裲裆铠，改为铁皮甲叶，套于衬袍之外。 小结 就中国服饰演变史来说，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是文人阶层兴起了褒衣博带之势，飘忽欲仙之感，而这些正出自于政治混乱之时，文人意欲进贤，可是又怯于宦海沉浮，不得已只得自我超脱，除沉迷于饮酒、奏乐、吞丹、谈玄之外，便在服式上寻求发泄，以傲世荣，故而宽衣大袖，袒胸露臂。 就中国服饰演变和中国民族发展史的两方面来看，魏晋时期，它处于国际交流空前扩大规模的大文化背景下，在消极的政治形势中结出了积极的互进的交会果实，既对中华民族的向前推进和更加一体化作出了贡献，同时又形成了一些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服饰。它宛如一个屡遭摧残的枝茎，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⑹ 《桃醉魏晋》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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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俗套的阴谋，但却管用。
木地板下是隐约的水声，空气中流动的是凉爽的轻风，朝南的窗户都关着，还有绣了花的绮帘，把热源都挡在外面，在这样阴凉的水榭，阿桃却觉越来越燥热。
那股燥热起自胸肋下，像被毒蚊子叮了一口，奇痒无比。
外面的脚步声更近了，不知喝了多少酒，深一脚浅一脚的，好像在门口绊了下，之后便没了声息，过了一会儿，有低低的自嘲声，隔着屏风和绿色的纱帘飘进来，“这药酒，真是不能小看。”
阿桃这时就想，拜托你就醉倒在门口。
王尚自是不知内间有人，这水榭是吕二郎的逍遥之地，在此处纵酒服丹，形骸放浪，内院的人都避着，二郎不在家，除了他时常光临，也不会有别人来，如今醉了，与平时脱形，自是要来此地。
只见他醉熏熏的，毫无形象的倚靠在深红色的门柱上喘气，过了一会儿，勉强站直了身体，视线往屋内一扫，踉跄着挪到最近的软塌，呈大字形躺倒，舒服的哼了一声，沉沉睡去。
阿桃支着耳朵，听着那响亮的……

⑺ 文言文 酒以成礼 翻译。

钟毓兄弟小时候在父亲午睡时，趁机一起偷药酒喝。他们的父亲当时已发觉，暂且故意装睡，看他们怎么样。钟毓行礼后才喝酒，钟会只喝酒不行礼。随后父亲问钟毓为什么要行礼，钟毓回答说：“酒是用来完成礼仪的，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本来就是非礼的行为，所以用不着行礼。”

原文：

钟毓(yù)、钟会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mèi）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7)魏晋药酒扩展阅读：

作者简介：

刘义庆，字季伯，南朝宋政权文学家。《宋书》本传说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学，广招四方文学之士，聚于门下。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赠任荆州刺史等官职，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到任一年。

因同情贬官王义康而触怒文帝，责调回京，改任南京州刺史、都督和开府仪同三司。不久，以病告退，公元444年（元嘉21年）死于建康（今南京）。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著有志怪小说《幽明录》。

创作背景：

《世说新语》的编纂成书固然与刘宋家族对魏晋风流的喜好和社会各层人士对魏晋风流的追慕有关，然而刘义庆之所以对魏晋士人情有独钟化大气力与其门客共襄盛举还有他个人身世的内在原因。

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刘裕对其恩遇有加。公元424年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刚登基便先后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拥立功臣。宋文帝性情猜忌狠辣，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严格控制并杀戮了大量功臣和宗室成员，这其中就包括名将檀道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刘义庆借故离开京城，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

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⑻ 魏晋吃药是吃的什么药

药，是指金石之药，一般为名士所喜。
私认为，魏晋之药，应该颇多。
五石散，是最常见的一种，或者，便是某类药的通称。
五石之名，实因鲁迅先生那篇谈魏晋风度与药酒关系之宏文也。

⑼ 餐食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产生的影响，怎么说

除此之外，更是出现了蔬菜的腌制方法，不仅使蔬菜口感增添，也延长了蔬菜的保存时间，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那时，也出现了许多炮制肉类的方法，这些都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所带来的新改变。

从各类典籍记载来看，魏晋之士多重保健，因此也出现了把药材和酒结合的养生药酒，和各类粟米豆类制成的药膳。中华养生之道，也在那时慢慢诞生，逐渐发展起来。

民族融合的背景，给予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别朝其为不同的特色，这些特色表现在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给后人无限的畅想。

而餐食的改变，也体现了民族大融合后的影响，成为了魏晋南北朝特有的风采。